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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轉貼】趙興勤:《水滸傳》「武松打虎」故事的源與流 (上、下)

 

筆者認為,「武松打虎」故事的發展,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,姑且稱之為「三變」:

原型階段

虎,《說文》訓作「山獸之君」,在古代文學作品中,往往是威猛凶殘的象徵。《穆天子傳》、《山海經》,均曾述及與虎相關之事。所謂「據地一吼,山石震裂」,恰是虎之神威寫照。《太平廣記》卷426至卷433專敘虎事,凡8卷、80篇。或寫虎幻化為人,人幻化為虎,大多帶有怪誕色彩。人與虎搏鬥,往往借助於刀劍、弓弩或陷阱,或依賴群體之力量。如卷431引《廣異記》所寫王太,偕15、6人野行,遇虎當路,太「脫衣獨立」,「持棒直前,擊虎中耳,故悶倒,尋復起去。太背去惶恐」。虎未打死,打虎者反而受到很大驚嚇。同書卷428引《國史補》敘龍華軍使裴旻,善射,「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」,故「四顧自矜」,頗為得意。不料,所射殺乃彪,並非真虎。一旦與真虎相遇,「旻馬辟易,弓矢皆墜」,「自此慚懼,不復射虎」。虎似乎不可戰勝。

然而,《太平廣記》卷192所引《耳目記‧鍾傅》則奏響了人之力量的頌歌。中謂:

江西鍾傅,本豫章人,少倜儻,以勇毅聞於鄉里。不事農業,恒好射獵,熊鹿野獸,遇之者無不獲焉。一日,有親屬酒食相會。傅素能飲,是日大醉,唯一小僕侍行,比暮方歸。去家二三里,溪谷深邃。有虎黑紋青質,額毛圓白,眈眈然自中林而出。百步之外,顧望前來。僕夫見而股慄,謂傅曰:「速登大樹,以逃生命。」傅時酒力方勝,膽氣彌粗,即以僕人所持白梃,山立而拒之。虎即直搏傅。傅亦左右跳躍,揮杖擊之。虎又俯伏,傅亦蹲踞。須臾,復相拏攫,如此者數四。虎之前足,搭傅之肩。傅即以兩手抱虎之項。良久,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,傅之勇無以展其心計。兩相擎據,而僕夫但號呼於其側。其家人怪日晏未歸,仗劍而迎之。及見相捍,即揮刃前斫。虎腰既折,傅乃免焉。……傅以鬥虎之名,為眾所服,推為酋長,竟登戎帥之任,節制鍾陵,鎮撫一方,澄清六郡。唐僖昭之代,名震江西,官至中書令。

鍾傅,歷史上實有其人。《新唐書》卷190、《舊五代史》卷17、《新五代史》卷41,均曾為其列傳,但皆作「鍾傳」。 「傳」與「傅」字形相近,故或是《太平廣記》誤刊。《舊五代史》本傳,稱鍾傳乃豫章小校,唐末乘兵亂而起,「因戰立威」。同書本傳注引《五代史補》云:「鍾傳雖起于商販,尤好學重士。時江西上流有名第者,多因傳薦,四遠騰然,謂之曰英明。」《新五代史》本傳,稱其「事州為小校」。唐末,乘亂而起,遂登高位,居江西30餘年,累拜太保、中書令,封南平王。但均未敘及搏虎事。《新唐書》本傳敘述稍詳,謂鍾傳少時負販自業,王仙芝亂起,傳依山為壁,召集萬人,以高安鎮撫使自稱,又攻占撫州,為刺史。中和二年,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,遂有洪州。後,僖宗擢之為江西團練使,俄拜鎮南節度使、檢校太保、中書令,爵潁川郡王,又徙南平。天祐三年卒。並敘及其搏虎事,謂:

傳少射獵,醉遇虎,與鬥。虎搏其肩,而傳亦持虎不置。會人斬虎,然後免。既貴,悔之,戒諸子曰:「士處世尚智與謀,勿效我暴虎也。」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。

所敘雖較《太平廣記》引《耳目記》為略,但搏虎乃確曾發生之事,在這裡卻得到印證。鍾傳以一「起于商販」之州衙「小校」,憑藉其智與勇,位極人臣。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。而仗酒力搏虎之事,偏偏又發生在這一奇人身上,更可謂奇上加奇。在古代「作意好奇」習尚及「事不奇則不傳」審美傳統的驅使下,此等奇人奇事,自然會不脛而走。鍾傳雖告誡後人,「勿效我暴虎」,但由其「畫搏虎狀以示子孫」之行為來看,未嘗不含有自我炫耀之意。「人性喜新而好奇」,無疑又助長了此事的傳播。

古人稱:「舊業久拋耕釣侶,新聞多說戰爭功。」戰爭攻伐之事為人所樂道,「先代奇跡及閭里新聞」,「耳目前怪怪奇奇」、「閭巷新事」,往往都會成為人們茶餘飯後饒有興味的談資,更何況獨力搏虎之壯舉?還有,鍾傳身為手握重兵的高官,其子孫、親信、部屬等,為張大門戶、抬高自身起見,也自然不厭其煩地稱述此事,無形中則擴大了事件的影響,使搏虎事帶有更為濃郁的傳奇色彩。再者,五代十國之時,戰爭頻繁,人口流動量大,奇事的傳播必定快捷。況且,古代所設的「急腳遞」、「金牌急腳遞」,以及邊遠地區的「擺遞」等快速傳遞隊伍,以日行數百里之速度,在遞送官方重大資訊、要件的同時,也傳播了異鄉之「怪怪奇奇」。不過,在經歷了數次的再傳遞之後,其故事原型亦在不斷改變著其基本形態。筆者認為,《耳目記》所載鍾傳搏虎,當為後世武松打虎故事之本事所在。

發展階段

鍾傳搏虎,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,已逐漸形成為「一種形象化了的原始活力」。這類「發生在主要人物之間的那些戲劇化事件」,經過後世作家特定「目光的篩選」,「就同現世的、世俗的事物聯繫起來」,重新熔鑄出另外一種「由觀念和感情交織而成」的新藝術形象。後世所產生的諸多打虎故事,當與這一母題有關。

陶宗儀《輟耕錄》卷25「院本名目‧拴搐豔段」有《打虎豔》一目。宋羅燁《醉翁談錄》甲集卷之一〈小說開闢〉載有《武行者》等小說名目,元鍾嗣成《錄鬼簿》,著錄有紅字李二所作雜劇《折擔兒武松打虎》。明無名氏輯錄《說集》所收本、天一閣本、孟稱舜本《錄鬼簿》,均著錄有《武松打虎》。《錄鬼簿續編》所附「失載名氏」劇目中有《存孝打虎》(全稱《雁門關存孝打虎》)。朱權《太和正音譜》於「古今無名雜劇」一欄,亦著錄有《存孝打虎》。脈望館鈔校本《古今雜劇》收有《雁門關存孝打虎》,作者佚名。清姚燮於《今樂考證》「無名氏一百種」及也是園錢氏藏《古今無名氏雜劇目》中,分別著錄有《雁門關存孝打虎》及《飛虎峪存孝打虎》二種。由此可知,在戲曲與說部中,較著名的打虎英雄,起碼有兩人:一為傳頌最廣的武松,一為五代時人物李存孝。

先說武松打虎。筆者認為,《錄鬼簿》所著錄的《折擔兒武松打虎》,雖說此劇已佚,但它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資訊,即盛行於元代的打虎故事,武松的防身武器並不是哨棒,而是扁擔。扁擔,為人們日常生活所習見、習用。在傳統社會裡,人們趕集上店,外出經營或謀取生計,最經常攜帶的工具便是扁擔,外加兩根繩子或兩根長條布袋。採購所得,用繩子捆紮,或裝進布袋,挑起即走,便當快捷。有事時,扁擔便成了防身武器。這一習俗,直至上世紀60年代初還屢見於日常生活。故而,《折擔兒武松打虎》一劇,當最接近於生活之本來面目。至於哨棒,乃巡哨、防身之棍棒,陸澹安《小說詞語彙釋》,所採例句僅《水滸傳》一書,說明此前尚無此稱。《水滸傳》將「扁擔」改作「哨棒」,顯然帶有口頭文學逐漸向雅化演進之痕。同時,又與「說話四家」之一的「小說」門類中所謂「樸刀杆棒」遙相關合。當然,不論是「扁擔」還是「哨棒」,都與《耳目記》中鍾傅搏虎所用「白梃」相去無幾。梃,即是棍棒。




《水滸傳》「武松打虎」故事的源與流 (下)



至於李存孝打虎,最早起源於何時,尚不甚了了。《舊五代史》卷53〈唐書‧李存孝傳〉謂:存孝善騎射,累立戰功。每臨大敵,「以二騎從,陣中易騎,輕捷如飛。獨舞鐵撾,挺身陷陣,萬人辟易。」後為李存信所譖,乃附梁通趙。克用自將兵圍之,拘歸太原,車裂於市。《新五代史‧義兒傳》謂:「存孝代州飛狐人也,本姓安名敬思。太祖略地代北,得之。給事帳中,賜姓名以為子,常從為騎將。」

二書及《五代史平話》均未敘及其打虎事。而脈望館鈔校本《存孝打虎》雜劇,敘雁門關安敬思,武藝精通,家貧,為鄧大戶牧羊以度日。兵馬大元帥李克用圍獵至此,見有猛虎跳過山澗,恐傷及盤陀石上瞌睡之後生,遂將其喚起。後生三拳兩腳打死猛虎,又將虎扔過山澗,歸還克用。克用嘉其勇,收為義子,賜名李存孝。羅貫中《殘唐五代史演義》第十回〈安敬思牧羊打虎〉,所敘情節與雜劇大致相同,然與鍾傳搏虎事則相去甚遠。

成熟階段

《水滸全傳》(百二十回本)中的武松打虎,與《太平廣記》中的鍾傅搏虎,有頗多相似之處。首先是他們性格特徵相似。鍾傅「少倜儻,以勇毅聞於鄉里。不事農業,恒好射獵」,「素能飲」。而武松,「身軀凜凜」,「心雄膽大」,「性氣剛」。早年在家鄉,因吃醉酒,「與本處機密相爭,一時間怒起,只一拳,打得那廝昏沉」,誤以為打死,遂逃往柴進處避難。同樣是勇氣可嘉。

其次,是都為酒後打虎。鍾傅是與親友聚飲,「是日大醉」,「比暮方歸」。「時酒力方勝,膽氣彌粗」,故中途遇虎而與之相搏。武松則初與宋江「飲至三更」,繼則於「官道上」之小酒店內,宋江、柴進為其餞行,直飲至「紅日平西」。後至陽谷境內酒店,又不顧店家勸阻,連飲15碗(明崇禎貫華堂刻本「景陽岡武松打虎」作前後共吃了「十八碗」),遂於「申牌時分」(午後三時至五時),太陽「相傍下山」之際,「乘著酒性」,「踉踉蹌蹌」,走上景陽岡。時「酒力發作,焦熱起來」,「卻待要睡」,猛虎出現,始與之相搏。且打虎地點,都為山林深處。鍾傅所搏虎,「黑紋青質,額毛圓白,眈眈然自中林而出」。武松所打虎,「吊睛白額」,從「亂樹背後,撲地一聲響」而突然跳出。二者極為相似。

還有,他們不僅打虎時所用武器相同,而且,其過程亦逼似。鍾傅遇虎,初則持梃「山立而拒之」,繼則「左右跳躍,揮杖擊之」,再則「復相拏攫」。然後,是虎之前足,「搭傅之肩」,傅「以兩手抱虎之項」,兩相撐持。武松初則手提哨棒,「閃在青石邊」,躲過猛虎一撲、一掀、一剪之淩厲氣勢後,始掄棒打虎。哨棒斷後,猛虎「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」,武松「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肐嗒地揪住」,始用拳腳打虎,加強了細節描寫。較之《太平廣記》所敘,更逼近生活的真實,具有了崇高美。小說所寫武松,「不向恐怖的景象屈服,而是堅持與它抗爭」,並借助抗爭,令人感悟到「力量的昇華和增強」,「表現了人擺脫了自然物件和命運力量而獲得了內心自由」,因而也具有了「最深沉的審美效果」。

兩相比較,不難發現,《水滸傳》中武松打虎,無疑有《太平廣記》所載鍾傅搏虎之影子。眾所周知,《水滸傳》與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西遊記》諸長篇通俗小說一樣,都經歷了一個由歷史記載到「街談巷語」、民間傳聞,再到民間說書藝人、戲曲班社搬演,最後由文人加工整理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。而宋元之時的小說家,大都有著良好的文學素養和歷史知識的積累。恰如南宋羅燁《醉翁談錄》所說:「夫小說者,雖為末學,尤務多聞。非庸常淺識之流,有博覽該通之理。幼習《太平廣記》,長攻歷代史書。煙粉奇傳,素蘊胸次之間;風月須知,只在唇吻之上。《夷堅志》無有不覽,《琇瑩集》所載皆通」(〈小說開闢〉),「得其興廢,謹按史書;誇此功名,總依故事」(〈小說引子〉)。

《太平廣記》、《夷堅志》、《琇瑩集》及各種史籍,既是說書藝人必備之參考書,那麼,他們受《太平廣記》所載故事的啟示,重新構築打虎故事,則是很可能的。由此筆者推斷,上文所引《鍾傅》,當是武松打虎之源頭。宋代說書人所講述的《武行者》以及元雜劇中的《武松打虎》,當已具備了《水滸傳》所描寫的打虎基本情節,不過後者敘述更為細密而已。人稱:「審美需要突然性」,「一種思維越能反映出過程和意想不到的形式的出現,就越有價值」。而《水滸傳》中的武松打虎,恰恰具有這一審美特徵。王望如於〈景陽岡武松打虎〉回末評曰:「別宋江、辭柴進,離滄州、抵陽谷,先飲酒、後打虎。雄哉松也!虎搏人,未聞人搏虎;眾人打虎,未聞一人打虎;眾人器械打虎,未聞一人拳腳打虎。述虎之勢,曰『撲』、『掀』、『剪』;述打虎之狀,曰『閃』、『按』、『踢』,用拳不用棒。雄哉松也!」作品不僅詳細描述了打虎的完整過程,不放過每一個與中心人物形象塑造密切相關的細節,而且,情節的推出還常常出人意外,故而能產生永恒的藝術魅力。

而《殘唐五代史演義傳》,一般認為乃元末羅貫中所作。小說《水滸傳》,現存各種版本,多署「施耐庵集撰,羅貫中纂修」,如天都外臣序本《水滸傳》,明嘉靖間刊本《忠義水滸傳》(殘),皆是。明高儒《百川書志》卷六〈史部‧野史〉,著錄《忠義水滸傳》作者為:「錢塘施耐庵的本,羅貫中編次。」還有些《水滸傳》刻本,則逕題「東原羅貫中編輯」,而絕口不提施耐庵。這些可以證明,羅貫中的確參與了《水滸傳》的編撰。

值得注意的是,《殘唐五代史演義傳》(以下簡稱《殘唐》),第十回〈安敬思牧羊打虎〉,有「單道飛虎山存孝打虎」之「古風一篇」。而《水滸傳》第二十三回,「有一篇古風,單道景陽岡武松打虎」。兩篇文字絕大部分相同,則再一次證明羅貫中參與《水滸傳》創作的可能。《水滸全傳》首句的「景陽岡頭風正狂」,《殘唐》作「飛虎山前風正狂」。九、十句「清河壯士酒未醒,岡頭獨坐忙相迎」,《殘唐》作「牧羊壯士睡未醒,一羊攛過忙相迎」。其他諸句,僅有個別字稍有出入。然而,第十一、十二句「上下尋人虎饑渴,一掀一撲何猙獰」,以及第十六句「爪牙爬處成泥坑」,第十八句「淋漓兩手腥紅染」等,《殘唐》文字幾乎全同《水滸》,則未免露出了馬腳。因該書寫安敬思打虎,不過百字,謂:

那虎見人欲來打它,便棄了羊,對面撲來。其人躲過,只撲一個空,便倒在地,似一個錦袋之狀。其人趕上,用手抓住虎項,左脅下便打,右脅下便踢。哪消數拳,其虎已死地下。

而《水滸全傳》,先寫「那個大蟲又饑又渴,把兩隻爪子在地略按一按,和身往上一撲,從半空裡攛將下來」,繼寫虎一掀、一剪,再寫虎「咆哮起來,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,做了一個土坑」。後來,才寫武松「提起鐵錘般大小拳頭」,打得老虎「眼裡、口裡、鼻子裡、耳朵裡,都迸出鮮血來」。「古風」所寫內容,處處與《水滸》情節相照應,而在《殘唐》那裡,卻沒有了下文。由此可知,《殘唐》中打虎主要情節,雖來自元人雜劇,但相關內容,卻是照搬自《水滸傳》。該書的成書年代,亦當晚於《水滸》。趙景深先生曾推論「《五代殘唐》是元人的著作」,則是缺乏事實根據的。

存孝打虎雖然與鍾傳搏虎、武松打虎有著很大不同,但它卻體現了打虎故事在發展過程中的另一個側面,同樣值得進一步探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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